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效应持续发酵，红海与波斯湾航道安全此消彼长，美伊博弈与以色列地区角色同步上升，中东地区在动荡与重组之间加速分化。传统大国影响力此起彼伏，地区力量多点博弈，“碎片化”与“再整合”交织并行，成为2026年开年以来中东局势的鲜明底色。
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所谓“两个中东”的结构性分化？叙利亚、也门是否折射出地区多中心竞争的新常态？以色列与土耳其是否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形成新的对抗轴线？红海与波斯湾风险演变是否冲击全球供应链？而在冲突阴影之下，中东是否仍有转型与发展的空间？围绕这些关键问题，观察者网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解析中东格局深层驱动力与未来走向。
观察者网：您之前提出，目前出现了“两个中东”这一概念，包括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分化、以色列与非以色列力量的分化，以及“美国的中东”和“非美国的中东”。这种分化格局形成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是否意味着中东在短时期内难以形成统一的区域秩序？
刘中民：我曾撰文从地区体系的整体结构来分析“两个中东”。地区体系可以理解为由三个层面构成：行为体体系、力量体系和规范制度体系。所谓“两个中东”，正是从这三个层面展开的。
首先，在行为体层面，一是国家行为体出现进一步分化。一方面，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分化。如以色列与地区国家的对抗加剧、阿拉伯世界内部分化、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地区国家发展的两极分化等。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分裂的危险加剧，尤其是也门和索马里的分裂日益成为现实。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趋势将进一步加深。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主要包括族裔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地方分离主义、军人叛乱力量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力量。这些力量在国家整合能力下降的背景下被激活。
其次，在力量体系层面，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的地区霸权地位显著上升，正在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和权力结构，与之对应的是“非以色列的中东”，则难以形成统一力量。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当地时间2月12日表示，美国和伊朗都准备作出一定的让步，以达成一项核协议。 IC Photo
最后，规范制度层面，表现为“美国的中东”和“非美国的中东”之间的分化。前者体现为实力主导的霸权秩序，后者强调国际法和多边秩序。但现实是，美国近年来对既有国际法与国际秩序造成了强烈破坏。
至于导致分化的驱动力，我认为需要从内部与外部两个层面理解。
从内部看，部分中东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存在深层问题。除了正在进行经济转型的海湾国家，面临改革压力但也在进行改革的埃及、土耳其、伊朗、约旦等国家外，还存在第三类基于种种原因导致民族国家构建比较失败的国家，特别是叙利亚、也门、利比亚、苏丹和索马里。由于族裔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地方分离主义、军人叛乱力量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力量的存在，导致这些国家主权陷入危机，国家面临分裂风险，国家认同比较孱弱，而国家凝聚力与国家主权薄弱，反过来又为外部力量的干预提供了机会。
从外部看，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遗产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国家认同，导致中央政府权威比较脆弱。进入当代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长期干涉，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特征，地区大国也频繁干涉他国内政。例如，在“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过程中，叙利亚在内部危机中成为地区国家和外部大国博弈的场域，既有土耳其、伊朗、沙特等地区力量介入，也有美俄等大国介入；也门同样存在伊朗与沙特以及海湾国家之间的内部竞争。
因此，国家脆弱与非国家武装力量崛起是这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外部干预则进一步强化了代理人竞争，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衰败。我认为短期内中东要形成统一的区域秩序，难度非常大。
观察者网：尤其是在传统大国影响力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叙利亚和也门的局势是否可以视为中东多中心结构的一个缩影？
刘中民：我主要以叙利亚为例谈谈。某种程度上，叙利亚确实是近二十年来中东格局变化的一个缩影。自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有几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第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上升。阿萨德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体制的最后代表之一。其终结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政治传统进一步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带有激进甚至极端色彩的“沙姆解放组织”。尽管其现在对外宣称要温和化，但未来叙利亚国家属性中，伊斯兰主义因素的上升恐怕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第二，叙利亚教派力量结构的变化，表现为逊尼派力量相对上升，什叶派力量衰落。叙利亚逐步从过去接近伊朗的什叶派阿拉维派政权，转向加强与逊尼派力量特别是沙特的关系。包括目前的艾哈迈德·沙拉过渡政权被美国解除制裁，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沙特来协调实现的。甚至沙拉本人也是在访问沙特时第一次见到特朗普。因此，沙特对叙利亚有重要影响，其目标主要是想把叙利亚拉回到阿拉伯世界中，成为逊尼派阿拉伯力量的一部分，并扮演叙利亚同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桥梁。此外，土耳其作为逊尼派温和伊斯兰力量的代表，在叙利亚的影响也在增强。它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是巴沙尔政权倒台的重要因素。
第三，“抵抗轴心”的衰落与以色列作用的上升。叙利亚过去是“抵抗轴心”的重要中枢，如今这一作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复存在。伊朗在叙利亚的存在已经大打折扣，而以色列则在安全和军事层面形成更大优势。
第四，大国作用的变化。俄罗斯在叙影响力遭到严重削弱，但仍在努力维持存在，包括近期沙拉访问莫斯科。尽管曾经支持的巴沙尔政权已经崩溃，但是俄罗斯并没有完全淡出叙利亚。俄罗斯仍在寻求最大限度地维持在叙影响力，尤其是保留军事基地。
美国依然是叙利亚局势最关键的外部因素。无论是对其解除制裁，还是将叙利亚过渡政权从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助其重返国际社会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而美国尽管目前对叙利亚的投入、包括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相对减少，但这很大程度上并非能力不足，而更多是意愿问题。
关于以色列与土耳其在叙利亚的角色，我认为它们目前更多是在围绕安全与利益进行现实博弈。以色列的核心关切是安全，包括占领戈兰高地和扩大边境缓冲区，通过支持叙利亚的德鲁兹人来谋求安全优势，并时刻对叙利亚维持军事上的高压姿态，确保维持一个虚弱的叙利亚。因为在过去的阿以冲突和巴以冲突中，叙利亚长期是反以色列的“抵抗阵线”的一个重要国家。
土耳其在叙利亚则高度关注库尔德问题，鉴于土国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正走在与政府和解的道路上，土耳其绝不会允许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力量壮大，进而影响其国内的较好局势。
总体而言，尽管巴沙尔政权倒台，上述角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但本质上，叙利亚仍面临以色列、土耳其、沙特等地区国家的争夺，以及外部美俄大国之间争夺，因此外部力量争夺叙利亚的基本特点并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叙利亚自身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弱势。这也比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当今中东地区国家构建的困境：对内是国家统一与分裂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宗教上是和解包容与极端排他的矛盾，对外则是自主性与依附性之间的矛盾。
自从老阿萨德2000年去世，巴沙尔接管叙利亚政权后，应该说是一个叙利亚逐渐失去自主性的历史过程。其间，土耳其、沙特、伊朗、以色列等地区国家，美国、俄罗斯等外部国家，都在叙利亚局势的演进过程中得到体现。
在国内，叙利亚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如何解决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如族裔教派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朝着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迈进；在对外关系中，叙利亚面临逐步摆脱对外依附，真正实现叙利亚独立自主的历史使命。这些复杂问题意味着，叙利亚的悲剧确实构成了中东地区体系深层次矛盾困境的缩影。